田原：你是地道的北京人？

王兴治：也谈不上地道，以前也不一定是北京的，但我不是满族，是汉族人。我还记得当时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家族认证的时候，专家问我，你是满族还是汉族？我说我们是汉族。人家专家说，这就对了，（清朝）御医一个满族人都没有，都是汉族。谁如果祖上是御医，还是满族人，那就连理都甭理，肯定是假的。当时满族的医疗技术比汉族人低多了。

田原：家里有这么个家传的宝贝，当初为什么没有学医？

王兴治：说实话，传到我这代的时候，开始我就没想过做这一行。我呢，本来是中文系的，又学了个无线电专业，我们二三十岁的时候，不是我想干嘛就干嘛，是党叫干啥就干啥。我刚工作的时候在电子部做音响师。那时候也是刚改革开放，咱们心里都是那么点儿崇洋的念头，中医都已经不太时兴了。

那时候我成天摆弄的都是美国进口的高级仪器，别人一看都花了眼了，上百多个钮，普通人都不知道按哪个。我们家这门手艺呢？我从小就看我爷爷做，提溜着破竹罐儿，拎点儿破药，土得都掉渣儿。跟人家外国人那设备没法比。而且我当时在音响界已经很有名气了。过去公主坟儿那个音乐喷泉，就是我做的。国务院以前发音响工程师证，现在这个证已经不发了。有这个证的，活着的可能不超过十人，我就是其中一个。

其实我爸早就想让我接这摊儿，但我当时不想接，我爷爷也好，我爸爸也好，都觉得这门儿技术是家里几百年来传承下来的一个非常好的宝贝，可是我开始并没觉得它是个宝贝。因为我有自己的事业，而且可以说我的事业做得还很成功，有所成就。

田原：什么原因让你改变了想法，回来继承家传的祖业？

王兴治：有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几个局级干部来拔罐，我爹让我在一旁帮忙。他们在治疗的过程中说，我曾经在哪个医院治过，都让做手术。但是我爹给他们治好了，也不用做手术了，我原来不知道，我才发现，原来别人都治不了这些个病，原来这个竹罐确实是宝贝，是好东西。它确实有疗效啊，不是我一个人说，是每一个做过治疗的人都能感觉得到。

田原：有些人做医生并不是他一开始的追求。我一直觉得一个好医生是被命运指派的。所以这样的人就有使命感。

王兴治：有使命感。有时候我觉得我就是这样一个人。比较信命，现在国家重视中医药，越来越多的民间中医绝学、绝技被收纳进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有了这么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，我要把老祖宗的文化和绝技好好传承和发扬下去。

我这个人啊，做事信心坚定，做什么都专一。决定做这行的那一天，我就把那么大的洋设备都给扔了，专心致志地来做这个，我以前学中文出身，读中西医方面关于颈腰椎治疗的书，我没问题。我看的书很多，中医的，西医的我都看，他们对这一类病的看法和治疗手段，我都要烂熟于心。如果连基本的理论都不了解，肯定做不好啊。

田原：去年，吴少祯社长跟我提到你这儿的时候，真是透着关切。一直以来，中医的原生态越来越珍贵，对于民间或者宫廷医学来说，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不是很理想。

王兴治：很不容易。我过去在医院里边儿，也就能够“坚持”一年，做不长。为什么？刚开始在一家西医院，院里很高兴，有一个治颈椎的好方法，能树立一个品牌。一年以后，院长找了我，说兴治你得走了。我说为什么走啊？他说不是你不行，你要再待下去，我这院长干不成了。为什么呀？每年我这儿五六百例手术，今年不到一百例啊。你说我少挣多少钱啊？

后来换中医院吧，它不做手术啊，去了以后，一开始医院也很看重，引进了一个新技术，老百姓都说好。到了一年，又待不了。我在那儿，按摩科和针灸科的病人见少了，别的科拔罐的更不成。

王氏脊椎疗法成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，市文化局、区里以及非遗办的有关领导都大力支持，多次进行项目的实地考察，并划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补助经费，解决我们的实际困难。今天虽然取得了一点成绩，与市、区有关领导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，我只是做了一点实际工作，很感谢他们。

田原：老百姓是务实的，他不管你什么理不理论，什么大医院，治好病才可信，而且现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，这也是疗法与非遗的强强联合了。

王兴治：区委和区政府都很重视这件事，区长、书记们就来视察指导过。北京电视台的《这里是北京》栏目也给我们做过报道。

田原：做几个疗程能痊愈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