颈椎病、腰椎病早已成为了都市人的常见病，目前世界上医疗界对颈椎腰椎病的认识，一般情况下会通过一些保守治疗的方法来缓解疼痛，严重时则必须手术，而手术却伴随一定的风险，但在2011年，国家公布的国家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-传统医药项目中有一项为“王氏脊椎疗法”的中医诊法，却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治愈颈腰椎疾病，这种疗法的传承人正是本期大时代人物的受访者王兴治。

在王兴治的治疗室里，只看见患者们趴作一排，大夫用玻璃弹针在脊椎周围的穴位上弹了几下，刺破皮肤，眼看着就有血珠冒出来了，身旁的大药锅里取出来的小竹罐，一个个吸附在针眼上，不一会儿患者的脊椎两侧都密密麻麻吸附着二十多个小竹罐，这些小小的竹罐到底是怎样的原理，仅仅通过在皮肤表面的吸附就能解决身体内部骨骼的疾病？

——“有一个飞行员，开飞机的来治疗，他说你通过什么来把我这个病治好，我想了半天不好跟他解释，我就说，这么说吧，一个轰炸机五个发动机，同时使五个发动机同时出现故障，这是什么原因，这飞行员对这个可熟，他说一个是没油了，一个是油路堵了，我说这就对了，我说五个发动机是什么？肌肉、骨骼、韧带、神经、筋膜，就是您这个病是这五个方面出了问题，那么您心脏在跳，说明油没断，是哪儿，油路堵塞了。那我就通过王家的这个罐、针、药，把你堵在管里的东西给它清出来，让它循环起来，给它这个五个发动机给上营养，自然就好了。”

王氏脊椎疗法一次治疗的时间为15分钟，治疗结束时，医生取下患者身上的小竹罐，并将竹罐拔出的废物倒出，这些红色的各种形状的物质，就是人体内的浊和痰，通过这些浊和痰的形状和颜色，医生能快速的判定患者的恢复程度。

——“一开始都是小月牙小月牙小月牙的，那就不通了，慢慢等通了以后，它就出来那个像毛毛虫似的那么长一根一根的，那就快好了，基本上色彩也变了，变得比较鲜艳了，所以就通过它的粘稠度、色彩、形状，就能确定他的病目前好的程度，这个我们祖先这四百年的历史了，都是一辈一辈传下来，什么样的就什么状态了。”

——“这本就是咱们家留下来的，同仁堂给咱们家的药目，实际上这个方子只有御医才有。”

王兴治的王氏脊椎疗法，是家族一脉相承，王兴治的祖辈曾经有两人担任过清朝宫廷御医，最早的一代可以追溯到顺治时期。

——“祖上王汝清是治疗二毒，什么叫二毒啊，内毒和外毒，什么是外毒，蚊虫叮咬毒蛇咬伤，内毒呢，什么疖子 瘤子，这是内毒，开始的时候是清军在打仗，就是和明军在打仗，明军已经知道那箭上要弄点毒，毒箭一射上，沾上你就差不多就死了，这时候对清军的困扰特别大，最大的就是屡屡的大将就丧失了，当时就急征我们祖上王汝清进入军中，在打仗过程中，就是还没打这个仗呢，这个药锅就煮上了，这罐就在那儿准备着，当清朝的将军们中箭了，赶紧抬回来把箭拔下来，跟着就一个一个拔，就反复的把这个毒液就拔出来，这时候就大大的减少了清军的死亡率，等到战事平定以后，顺理成章的也就进了宫里了。当时说再治毒箭伤，恐怕也没有什么毒箭伤可治了，我祖上就开始考虑，我们家同时能治内毒，实际上我们认为颈腰椎病也是内毒所致，就是你像痰和浊，在我们认为就是内毒，所以就开始进行腰椎颈椎 膝关节这一类的治疗。”

俗话说“伴君如伴虎”，稍不小心就要人头落地，于是王兴治的祖辈王汝清就坚决不想让自己的儿孙再入宫当御医，但无奈的是，王氏脊椎疗法的名气太大，到了乾隆年间，王氏脊椎疗法的第四代传人王昭恩又被招入清宫，当起了御医，至今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里，还保留着王昭恩为十一福晋治疗的档案。

大宅门是一部脍炙人口的电视剧，说的是百年医药世家老白家的故事，其中有一个情节，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，日军侵占北平，逼着老白家交出祖传秘方，而王兴治的家族也有过相同的经历。

——“日本人打到北京以后，当时有一个协会，这个协会是乐家在掌着这个协会，乐家就是同仁堂，那么当时呢，日本人就把这个协会就要求他们献出秘方药方，都得交给日本人，完了后来我爷爷呢，就找到当时的会长了，就是老乐家，说你看这事怎么弄，老乐家说我这儿就得跟他扛，因为我药店 药铺 厂子都设在这儿，一时我是走不了的，你们老王家可以啊，你们老王家就是点管药，你折吧折吧走了就完了，他找不着你不就完了吗，这时候我爷爷一听也对啊，带着我爸全家举家跑河北了，直到解放以后又回到北京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，王家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行医，当父亲提出继承，王兴治从断然拒绝到接受，这中间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？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，中国政府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，通过合作社或公私合营的形式，改造为集体或国有经济，王兴治的爷爷考虑到如果一旦和公家合作，祖传医术就不能只归王家所有，再加上对祖辈前清御医身份的担忧，所以王家没有用祖传医术来谋生，王兴治的父亲当了一名园林工人，而爷爷则赋闲在家，祖传的医术仅限于用来帮亲朋好友治疗。1953年王兴治出生之后，由于父母工作很忙，王兴治就一直跟着爷爷，而幼年跟随爷爷治病的经历，就成为了王兴治继承祖传医术的启蒙。

——“就是他看着我，给别人看病，一边带着我，到人那儿，人家看着我，他给别人治治完了 他给我领走，就这么一过程，也就是我爸给别人治病，也是看着，也是耳濡目染的。”

1968年12月，毛主席下达了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”的指示，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，当年在校初中高中生全部迁往农村，而这时王兴治正好初中毕业，他被分配到内蒙古插队，在此期间，爷爷已经去世，父亲成为了王氏脊椎疗法的第十二代传人。

进入七十年代之后，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等各种名义逐步返回城市，直到1975年，王兴治才回到北京，被分配到国营797工厂工作。

——“应该说我在797厂那工作，成绩还是不小的，在这个阶段当中，我读了大学的中文预科班，同时我红旗夜大中文系毕业，上了五年，再有一个我到工程部以后，我的业绩应该也是不错的，亚运会比如丰台体育中心之类的，我当时做完了丰台工程，设备是匈牙利的，匈牙利还给我开了一次招待会，说感谢797厂，以神奇的速度出色的跟他们完成了合作。”

随着王兴治的事业蒸蒸日上，父亲的年纪也越来越大，父亲不想看到祖传了三百多年的医术后继无人，于是劝说王兴治跟着自己学习家传的脊椎疗法，但那时的王兴治对祖传的这门医术，根本就瞧不上。

——“那个罐 针，土了乌叽的一看，那在电子部工作，那都是机器设备那东西一看，很复杂东西洋机器，一看我干的那么先进，我就没想着做家里的那些事。”

从头再来，这熟悉的旋律，曾经伴随着一部分中国人，度过了那一段十分艰难的时期，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加快改革步伐，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，下岗浪潮波及全国大多数国有企业，王兴治所在的797厂也受到影响，他成为了下岗队伍中的一员，但是这个对大多数家庭来说非常沉重的事情，却让王兴治的父亲非常高兴。

——“那会儿已经改革了，可以自己干点什么了，我父亲说你跟我干吧，主要的当时就想帮我父亲做个帮手，他到哪儿去治疗呢我帮他，比如说他扎针我帮他起起罐，好多来的名人 专家 什么领导 说这是某某大医院根本就治不好，结果在我一看，我父亲在治疗过程中 好了。慢慢的 我就对这个了解了，我没想到家里这个，祖先留下的这么神奇，所以呢我就慢慢的开始热爱家里传下来的工作，从那我就开始下决心，这辈子后半生就做这个。”

王兴治发现，祖传医术存在很多弊端，于是提出了改革，他究竟做了哪些改革呢？父亲对这些改变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？

从亲眼见证家传医术的神奇，到亲手为患者治疗，王兴治越来越觉得，自家的疗法是个宝贝，既然是宝贝就不能仅仅只为少数人服务，应该让更多的颈腰椎患者得到更好的治疗。于是王兴治向父亲提出了改革，而改革的第一项却是收费。

——“我爹呢就是给别人治病，就是朋友治病，不要钱。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，我就跟我爸说 我说你必须收钱，不收钱就没有发展，那么我想把它做好服务于更多的人群，这就是我的目的，那么首先你不得不从商业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，如果不从商业角度考虑问题，那就说资金链如果要断了的话，别说发展了，自己就会死掉。”

既然要收费，就要让患者感觉祖传医术安全可靠，而父亲所使用的玻璃针和竹罐，都是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用一套，这样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，不符合现代医疗最起码的卫生要求，这就成为王兴治迫切要解决的问题。

——“我知道任何事情都必须和法律不能发生冲突，卫生部有一个沾血制品一次性，那首先不把沾血制品弄成一次性，那么我们这个疗法就是再好，它的风险是极大的，我说爸能不能把这个针改成一次性的，我爸说 那，难。我说为什么，他说我拿着玻璃划一上午，划出几百个，从那里挑来挑去，他说符合我们家这个就是做治疗的针的长度的针，只能挑出两三个。我在工厂干过，我知道什么都得靠模具，那我就做一个掰具，把会这个玻璃往里一插，这边拿一个棱，一掰一个一掰一个，那我一上午就能掰几千个，那一检查起码百分之六七十合格，这问题解决了。”

针的一次性问题解决了，王兴治又联系了位于浙江的一个紫竹基地，批量生产竹罐，虽然成本相比以前有很大提高，但王兴治认为要想商业化正规化，是必须付出代价的，而当新的一次性竹罐投入使用时，王兴治却发现了新的问题。

——“您这个削完的这白竹子，削完这个罐是白色的白白的，那我们家的罐经过反复使用颜色已经很深了，有的跟那墨似的那么深，那么通过用这个一次性的罐以后，发现疗效差了，非常差了不是一般的差，这时候我就特别发愁，坐着吃饭的想睡觉的时候也想，一次偶然的机会吃鱼，我发现那个带鱼的鱼刺里头，酱油浸在鱼刺里了，我就问这个带鱼是怎么做的，人说用高压锅做的，脑子一下子就想 如果说把这个药 用药搁到高压锅里，把这竹子浸煮一个小时，我们现在的规范是一小时浸煮，相当于这个竹罐两百次的反复使用，疗效解决了，同时我们还申请了专利，一种可给药的负压器，这种专利申请了，过了一年我们又再申请了医疗器械，到现在我们有正规的医疗器械批文。”

王兴治开始承包医院科室，没有行医执照，难道他是无证行医？就诊患者不多，他又靠什么方法来解决？经营造成连年亏损，他又如何面对父亲的责问？

万事俱备只欠东风，有了祖传医术，有了符合现代医疗要求的治疗器械，王兴治还缺乏一个正规医疗场所，于是王兴治想到了承包医院科室，但是按照国家的规定，个人从事相应的医疗活动，必须取得医师执业证书，那么王兴治在没有证书的情况下，是怎么说服医院进行合作的呢？

——“你比如说，有一辆汽车我会开，那我开出去警察抓住是什么，大家都不用说了，那我请个司机来开这就没问题了嘛，这是开车很正常嘛，实际上当时我就认为我必须得遵守国家的这个对医药的政策，这在申遗的过程中，当时也是议论比较大的，他不是医生怎么就得了非遗了，这是不能进非遗的，当时我就说了非遗是什么 是祖国的一个非文化的一个遗产项目 它不是一个医疗内容 那么在我这儿 我只不过是一个技术的拥有者，我教会了大夫用我们家的方法去检查，我教会了护士用我们家的方法去治疗，那么我自己不做了。”

 王兴治的门诊克服种种困难，终于开张了。但是由于王氏脊椎疗法的知名度不大，上门求诊的患者不多，赚的钱不多，而且承包了医院的科室，需要付房租交税，每月还要给聘请的医生护士开工资，在七年里王兴治换了七家医院，不仅没有赚到钱，还亏了八十多万元，这给王兴治带来了不小的精神压力。

05年的一天，偶然乘坐公交车的王兴治 看到一则宣传广告，而这一则广告带给了他新的想法。

——“我坐公交车 我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里头有剪纸 武术 中医药，当时我看到有中医药以后，我猛的一下，我说我们家的这个疗法，为什么不申办非物质文化遗产啊。”

王兴治认为自家的祖传医术，无论从历史传承还是治疗效果上，都应该够资格评得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。俗话说“千里马上有而伯乐不常有”，王兴治正是在申请国家级非遗项目的过程中，结识了王氏脊椎疗法的伯乐。

——“我就打听到评委，国家级的评委是柳长华教授，就到中国医科院找柳长华，不瞒你说我找他不下十次，完了我告诉他我们这个疗法对于什么什么疾病治疗怎么怎么好，就跟他不断的说，但是不冷不热的那个态度，最后我都没办法了，我老找人家老是这态度，我说这么着，申办区非遗项目我这儿有一个申请的一个小的视频，我说您看看我这个视频，您看如果行呢，我就来，如果不行呢，我就不来找您了，他拿着鼠标就这姿势，把这盘往里一放。咦 这是你们家的，我说是的，全套的，我说全套的，他说这个项目是中国有名的项目，我一直以为已经绝迹了，你们在哪儿，明天我就去。”

——“我在内蒙的一个博物馆里头看过，蒙古人历史上放血的方法，用那个石头，就是那个石头把它掰成尖，绑在一个小木片上，这样来点刺，我就很仔细了解，他还有药物，药物用那个竹罐，用药来煮，然后点刺，就这个拔罐的方法，它比现在的那些普通的拔罐，把那个淤血拔到皮下来，十天半月都消不下去，要强多了。所以说我一看，我说这些东西，它是民间里有着历史渊源的东西。”柳长华说。

随着王氏脊椎疗法入选2011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，王兴治的名气也越来越响，这时已经是王兴治在第八家医院承包科室了，业绩开始好转甚至有了盈利，但却在这时，医院的院长找到王兴治，要求提前终止承包合同。

——“院长来找我了，你赶紧打包走人，我说怎么了，是我干的不好还是怎么回事，他说不是那么回事，你再待下去，我这院长都做不成了。你没来之前，我们每年四五百例手术，今年不到一百例手术，你说我损失多大。那就走呗。”

据估算，2011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价值可达到一亿元人民币，有很多人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商机，愿意出大价钱买断王氏脊椎疗法。

——“当时有一个为日本人找我做治疗，做了五六次他觉得好，他告诉我说太好了，完了请我吃饭，他的翻译就告诉我老板准备用六千万把你的技术买了，同时给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股份，咱们可以商量。后来我就问他 你拿这个技术是到日本去，是给日本人做治疗？他说不是，就在中国做，我一想，日本人你拿着我们中国人的技术 来挣中国人的钱。我一口回绝了。”

2012年，王兴治在北京的建国路，开设了现如今的国葆堂，在患者眼中，他是竹罐神医，在徒弟眼中，他是良师，而外界的人则认为他是名利双收的成功人士，面对这些说法 王兴治又是如何给自己定位的呢？

——“说心里话，四十岁左右的时候，刚干的时候可想发财了，说不想发财那是假话，甚至就想什么时候我能有几千万上亿，随着年龄增大就是这个欲望越来越小越来越小，但是对事儿 还是想在有生之年多做点事儿，我什么时候能做到 让大家都受益，这就是我的一个期望。”

经历近四百年岁月，玻璃针 紫竹罐，如今在王兴治的努力下已经绽放出新生命。但对于这样的成绩 王兴治觉得还不够。因为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，就是希望自己祖传的医术能够帮助更多人，希望更多患者不用再经历手术的痛苦。